[原创]我的朋友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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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胡博士
郭阳
来郑州谋生，已经十多年了。说实在的，我是越混越砸锅，在自卑与自负的莫名其妙的轮番纠缠中，小心翼翼地与诸多的人和事保持着距离，旁观在生活的幕后。如果非要我总结收获，我想大概有两点，一是像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里说的那样，“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第二，就是使我一天比一天的迷恋饮酒，于是就和本书的著者胡博士成了朋友。
我认识老胡的时候，我们还都在大学里念书。本科时期的他已相当优秀：开始着手回族史的研究并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露头……毕业以后，我们同在一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挣扎的生活状态总是距离忧虑和脆弱最近，“请客最怕客不到”，幸亏还有老胡，他总是持之以恒地给我面子：好多个中午和晚上，我们经常一起醉得整个世界一片混沌和冷寂，只有我俩的心中尚有一点点清醒和温暖，还有刻骨铭心的无力感，以及与所有风景的疏离感。
本以为一生就这样过了，可是生命中的有些造化总是弄人。2002年冬天，老胡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一句话，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喝酒也要防小人”。过后，老胡跺脚走人，要去读博士。
记得他准备考博那两个月，在心里我不仅没有为他祝福，相反还常常祈祷他考不上。我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宵小终日忧患别人、特别是熟人比自己混得好的不可见天日的心理在作怪：往大处说，老胡要真考上了，河南将失去很好的青年，往小处说，我将失去很好的朋友。所以当老胡心想事成时，我百感交集。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就跟旧城改造必须要拆除我们的老屋时的心绪是相似的——心有不舍，为了新生活又必须如此。在中国，能够读博士，至少意味着未来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现在有个词儿叫“愤青”，掂着老胡往里套当然是不合适的，不过我仍然坚持认为他是“愤青”。我跟老胡相识于10多年前的一次黄河考察活动。那时我们还年轻，记得有一天夜里躺在黄河边的草地上看星星，当时看了也就看了，今天想起来，我才蓦然发现其实星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震撼我们心灵的精灵。那次行程千里的骑自行车考察活动其实是很苦的，我今天依旧怀念它，很大的原因是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广漠的星空、未知的未来以及血脉贲张的青春都没有离我远去。后来我就与之渐行渐远了，而老胡似乎一直坚守着“愤青”本色——不过，他的“愤”更多的是对自己，他不是要“愤怒”一切，而是努力不为一切“愤怒”，并以此获得了自己不断升华的原动力。
命运的变故褪尽了我的人生理想和锐气，也让我积蓄了一些所谓的做人的世故，或者说智慧。这些年间，故人聚散不定、变幻无常，依据我的经验，某个人告别了，大家往往会多说他的好话，对老胡很可能也是这样。失去了才永恒，告别了才不朽。生活在别处，朋友在别处，人才在别处。所以，当老胡在次年秋天乘红马驾长风，披黄花沐秋雨，到一所名叫复旦的大学去攻读博士时，我对他的最大祝愿是离开了就不要回来，甚至连头也不要回。河南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因为正是因为此，你必须“摇”出去才是人才，否则，年纪大了还赖在摇篮里，只能让人生厌和生怜。
逝水流年，老胡最终却从上海回来了。归来时，除了戴回一顶博士帽，就是这部书稿。现在，书要出版，他嘱我作序。
一切已知的历史都不是真正的历史，老胡这部著作到底有几分接近真相呢？我自然无力评价。我能够说的是，这本书同老胡的其他历史学论著一样，秉承了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精神：不求建造搭造 “通天塔”，不屑于揭示所谓的“天道”，亦不求轰动效应，而是坚持整体史学观，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把握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上研究中国回族史，自愿自觉地、踏踏实实地为学科本身的建设奠定基础。他的研究如同他的做人：很难像花儿一样鲜艳，却始终可以保持树一样的长青和挺拔。
“史”是人类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更替，可以“资治”，甚至有“ 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的说法。“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和历史学者长期被视为智慧的象征，一些著名的史官甚至成为“秉笔直书”“舍生取义”的代名词。可是到了当代，历史学和历史学者开始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攻击。据我所知，当代不少中国人对所谓的历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有保留，甚至有所诟病的。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是大众素质退化，是世风不古，是本学科的研究水平在急速退步？值得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反思。
说到此胡博士，我想起了彼胡博士——胡适之先生——当然两人暂时尚不可比。胡适之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座右铭，是一副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上联屡屡被世人引用，下联被提及的机会却不多，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下联的外延和内涵也许更有借鉴价值，也许更是我们所缺乏的一种自觉。
还想再说几句。近日读唐玉宏先生的《艺术 审美与人类生命历程》，不禁为其中《酒神精神与悲剧精神》一节而几乎潸然泪下，唐先生写道：“希腊人太清醒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回避悲剧也不能没有悲剧；希腊人太痛苦了，以至于他们须臾不可无酒，也不可没有狄奥尼索斯式的醉狂。一方面，希腊人渴望在悲剧艺术和悲剧观念中体味自身的价值、生命的沉浮和无穷无尽的欢乐与痛苦；另一方面，希腊人又渴望在酒神祭奠的狂醉中获得一时的解脱，生命力的高扬和生命力的解放，他们要忍受三重的痛苦：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方面的痛苦；自己强加给自己的痛苦，即来自于他们对自己遭遇清醒的认识所带来的痛苦；同时他们还要把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深沉的体味再转化为悲剧，品味悲剧艺术的痛苦。”这不仅是在说希腊人，也是在说老胡和我啊！
老胡，你认为呢？
2007年5月20日于郑州
